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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何以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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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何以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

2019-10-23 08:57| 发布者: 大美庆阳| 查看: 874| 评论: 0|原作者: 赵晓红|来自: 庆阳网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曾先后以正宁寺村塬、耀县照金为中心,但都坚持不到一年便陷落丧失了,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确定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由南向北转移,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曾先后以正宁寺村塬、耀县照金为中心,但都坚持不到一年便陷落丧失了,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确定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由南向北转移,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南梁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34年11月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纷纷丧失、各路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危难时刻,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最辉煌的发展阶段,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正是这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最危难的时候,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说明南梁何以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

一、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在寺村塬、照金等地的实践活动为南梁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革命的中心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得失的关键问题,十月革命走的是夺取城市作为革命的中心、从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成功道路,而中国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中心应在农村,其胜利道路是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局部的革命斗争中心的选取,同样应遵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与当地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寻求革命发展道路的规律。西北的共产党人在远离南方革命根据地中心的陕甘边界,进行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同样面临着以哪里作为革命斗争中心的重大问题。以南梁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中心的选择,首先是在总结以寺村塬、照金为革命斗争中心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摸索、认识而确立的。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界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于1932年2月在正宁三嘉塬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创建革命根据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和陕西省委多次指示陕甘边区党组织开展游击战,创建革命根据地。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陕西省委指示红军南下渭北在陕西境内实现这一任务。而陕甘红军改变原定向旬邑游击的行动计划,首先选取以寺村塬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主要基于当时正宁革命形势的发展。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回师正宁柴桥子,恰遇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借南塬农民组织民团抗粮抗捐之名,调集武力意欲血洗南塬。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遂决定以南塬的寺村塬为活动中心,进行革命斗争。并很快建立了红色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组建了赤卫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建立了陕甘边第一块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使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进可打出外线开展游击活动,退可得到休整补充,促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开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域;(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然而以寺村塬为革命斗争中心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初建伊始,兵力薄弱,不足以保障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事实上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区域的确很不稳定,加之时间仓促,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组织不健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土地革命无法深入进行。在五顷塬分配土地时,多数农民心有余悸,不敢接受,结果是明分暗未分。问题的实质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游击根据地三者不能互相促进,导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坚持仅半年,就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丧失殆尽。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革命斗争是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初次尝试,使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看到了在陕甘边界创建根据地的曙光,得到了实际锻炼,在失败中得到了经验启示。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陕甘游击队转战至宜君县转角镇,并于1932年12月24日在此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肩负创建照金根据地的重任。选取照金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心,是因为这里群众基础好,陕甘游击队与渭北游击队曾在此活动;当地民团少,兵力弱,居住分散,其中庙湾夏玉山民团和红军游击队有统战关系,利于红军发展;照金与旬邑等县接壤,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古称“境僻地阻”之域,便于红军活动。因此红二团以照金为革命斗争中心,于1933年3月、4月间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很快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巩固了照金根据地外围,与渭北苏区相呼应。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形成和红二十六军的壮大过程中,国民党当局为扑灭革命烈火,在1933年2月、4月下旬连续“围剿”,均未得逞;l0月中旬又聚集重兵大举“围剿”,因其兵力达6000余人,是红军主力的20倍,陕甘边红军主力遂撤离狭窄的根据地转入外线向北出征,国民党军乘机攻克机关驻地薛家寨,照金根据地随之陷落。应该说照金根据地有比较适宜工农武装割据发展的条件,而且陕甘边区红军和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在这里正式创建了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但这里也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致命缺憾,即根据地距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心城市很近,根据地区域狭窄,回旋余地小,加之红二十六军奉命南下渭华覆没,致使根据地红军力量薄弱,在敌军反复重兵“围剿”下,坚持不到一年又丧失了。照金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进一步意识到地理环境在创建根据地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寺村塬、照金等地的实践活动使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经历了血与火的艰苦磨炼,并在陕甘边界播下革命火种,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和南梁成为革命斗争中心的选取和实现提供了实践经验,从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看,至少得到以下两点重要启示:一是革命斗争中心的选取必须首先考虑地域条件;二是革命斗争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有机结合,实行具有陕甘边界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

二、南梁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心是在同“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并摆脱其危害后确立的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固然与国民党反复调集重兵“围剿”及红军和根据地本身发展不够十分强大有一定关系,而“左”倾错误的束缚、干扰却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观原因就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的,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也受到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千扰。在陕甘边区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认为,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责游击队的负责人刘志丹、谢子长等是“逃跑主义”、“稍山主义”,坚持要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创建根据地,命令陕甘游击队于1932年6月撤离寺村塬,东进陕西韩城一带,结果被强敌围攻,伤亡惨重,只得退回寺村塬。7月,陕西省委派李艮任红军游击队政委,李艮在军事上要求游击队“停止游击战争”,在组织上成立“秘密队委”,在思想上主观教条,不从实际出发,提出“死守五顷塬”的错误决定,尤其在强敌“围剿”之际,坐等失利,错误指挥,导致游击根据地丧失。在陕甘边区党组织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全面展开后,杜衡仍坚持推行“左”倾错误,主张打倒一切,曾为防止国民党军队驻守而火烧香山寺,使上千僧人站到了红军的对立面,之后又不顾刘志丹等的反对,进攻在照金一带势力大、影响大并与红军有互不侵犯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失利并导致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使根据地只剩四面受敌的薛家寨。更为严重的是1933年6月,杜衡否定刘志丹等人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在强敌进攻之际搞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强令红军主力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致使红军陷入重围,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给陕甘边区革命斗争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领导人坚持走井冈山道路,认为南梁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心的首选。因为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方圆百余里山川交错,森林茂密,交通不便,进退有据,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境内之敌多为小股地主武装,战斗力弱;地瘠民贫,刘志丹等曾在这里从事兵运活动,群众基础好,与寺村塬、照金比更适宜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而“左”倾冒险主义者却斥之为“稍山主义”,一再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对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一系列错误指导,破坏了统战关系,干扰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心、行动方向的选取,延缓了根据地的创建,使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以寺村塬、照金为革命斗争中心艰苦经营两年,不仅断送了千辛万苦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而且由于杜衡被捕叛变,导致陕西省委几近瘫痪,照金革命根据地及与之呼应的渭北根据地随之丧失,红军无处立足。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并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行动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1)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2)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3)为确保南梁中心根据地的开辟,将陕甘边区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向南发展;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山脉向南北发展。包家寨会议在选取革命斗争中心这个关系到革命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上,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正确解决了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向这个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构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格局。特别是开辟三路游击区的策略方针,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日益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后来赞赏道,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三、南梁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是杰出的群众领袖领导英勇的根据地人民浴血奋战实现的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从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中深刻认识到建立红军在武装斗争中的重要性,因此,在会后第三天就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之后,第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相继成立,组建了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三结合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习仲勋亲赴南梁地区发动群众,组建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农村党组织,到1934年2月间,以南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展,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今属林镇乡)小河沟四合台选举成立根据地最高临时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月28日在南梁寨子湾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斗争的全面开展及根据地的基本形成促进了土地革命在南梁地区的深入开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不断发展,不可避免地又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复“围剿”,仅1934年对南梁中心根据地发起三次“围剿”,根据地人民与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以血肉之躯铸起保卫根据地的铜墙铁壁,经大小三十多战,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并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富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耀县、甘泉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各县也相继建立红色政权。之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成为武装斗争的力量源泉,红二十六军由原两个团建制扩建为五个团,兵力近2000人,各路游击队也发展到2000余人,赤卫军1500人,少年先锋队100多人。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阶段,嗣后在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地域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庆环,东临黄河,约6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危害,导致南方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被迫长征寻找立足地建立新根据地,使刚刚走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低谷重新走向高涨的中国革命再次遭受严重挫折。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实现与陕北根据地的连通,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得以保存的唯一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为处在危机时刻的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是中共中央指挥红军抗日的出发点。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心的确立和实现中,杰出的群众领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陕甘边界革命斗争当然也离不开杰出人物的领导,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就是陕甘边界杰出人物的代表,其作用主要是:(1)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集聚吸引了陕甘边界众多思想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以他们为中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打下思想基础。同时他们忠诚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具有捍卫真理和追求真埋的热忱和勇气,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能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具有屡挫屡奋的坚强斗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成为西北红军的主要将领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创建者,而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党政重要领导干部。(2)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陕甘实际结合,尤其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中断联系、失去上级领导、无处立足的危急时刻,能够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符合陕甘边区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并能将之付诸实践。例如从兵运入手,以农民为基础的建军原则;依托地域优势,采取缩小打击面,灵活开展游击战争的军事策略;特别是实事求是制定以南梁为陕甘边革命斗争中心战略方针的确立以及实行具有陕甘边界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等等。(3)在革命实践中,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灵活性,具体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中能够创造性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使武装斗争真正成为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中心支柱,土地革命成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基础,根据地建设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托,这是以南梁为革命斗争中心健康发展的根本。而这个根本的正确保障在于领导核心关于陕甘边根据地建设、革命力量和建立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制定及各项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诸如在土地革命中一改五顷塬限时硬性分配原则,而是先在南梁中心区域分配,然后随着根据地逐步扩大而扩大分配范围;在扩大革命力量中以农民为基础,与民团、绿林武装、哥老会等各色人物建立广泛统战关系,并区别对待,加以分化利用改造,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创造条件;在根据地建设上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使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如经济上所采取的与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政策,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极具先进性等等。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南梁地区英勇的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在以南粱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人民群众不仅是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发展壮大的源泉,而且是土地革命的主体、建设根据地的实施者。为此,无数英勇的陕甘边区人民血洒这块红色土地,他们在人们心中竖起了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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